别人都在四十几岁年纪当上了奶奶，而我却降落在比什凯克的机场，来接我的孩子。
上一次离开这里时，我身体里空着——像十六岁那年夏天，县医院老旧的B超室里，医生指着屏幕对母亲说：“你看，这里本该有子宫的，现在只有一点痕迹。”母亲手里的缴费单抖得哗啦响。那年我初二，白底蓝杠的校服被汗水浸透，粘在塑料椅上。窗外蝉鸣震耳，我低头看自己的小腹，平坦，柔软，却像被命运悄悄挖走了一块至关重要的东西。
后来的三十年，我学会与这块“空地”和平共处。直到丈夫把吉尔吉斯斯坦的助孕资料放在餐桌上。资料边沿压着我早上喝剩的半杯豆浆。“合法的。”他就说了三个字。那晚我们谁也没睡，凌晨三点，他忽然说：“试试吧。就算为了……为了看看孩子有没有一双像你的大眼睛。”
取卵过程短暂得像一场梦。促排针的痕迹在肚皮上留下淡青色的云，护士指着屏幕说：“看，取出来了。”我什么都没看清，只记得无影灯刺眼的光。三天后，带着一纸写着“形成三个优质胚胎”的报告，我飞回了国。机舱关闭时，我回头看了一眼——这片土地将暂时保管我最珍贵的东西，而我需要回到千里之外，开始一场隔山隔海的等待。
真正的旅程在回国后才开始。一切沟通都通过吉尔吉斯斯坦医院来进行。按照正常孕检周期来得准时，冷静，像天气预报。第一次：“胚胎移植成功。”第二次：“孕6周，可见胎心。”附件里是一张黑白B超图，一个小光点在规律的闪烁。我放大再放大，直到像素模糊。丈夫下班回来，我指着屏幕：“心跳。”他凑得很近，鼻尖几乎碰到屏幕。
往后的孕检，是我九个月的精神脐带。“孕12周，NT值正常。”“孕22周，大排畸通过，胎儿体重约500克。”我把500克换算成市斤，去菜场挑了一块差不多的五花肉，托在掌心掂了掂——这么沉了。
孕30周的报告里夹了一张胎儿面部三维成像。孩子蜷缩着，手指半握，靠在某个温暖的、黑暗的宫殿里——那是我从未拥有过的宫殿。我打印出来贴在冰箱上，每天清晨取牛奶时，就和那双闭着的眼睛打招呼。
出发接宝宝前一周，收到最后一次报告：“孕37周，一切指标正常，已定生产日期。”附件里是最后一次血检报告，各项数值整齐排列。我忽然想起十六岁那张B超单，也是这样的白纸黑字，判给我一片荒原。而此刻，另一张纸告诉我，荒原尽头开出了花。
再见到比什凯克是冬天。产科医院走廊温暖，空气里有淡淡的消毒水味。护士抱着一个蓝色襁褓走来，脚步很轻。我没有像电影里那样流泪或颤抖，只是异常平静地伸出手——像接过一份等了四十三年的快递。
他比照片上小，脸红红的，皱巴巴的。我下意识地撩起衣襟，又徒然放下。那个从未存在过的子宫，此刻忽然phantom pain 般抽动了一下。他就在这时睁开眼睛，乌黑的瞳仁映出廊道的景色，和我俯下的脸。
回程的飞机上，气流颠簸。我把他贴在心口，他呼出的热气穿透衣料。忽然想起促排时护士的话：“卵子是从卵巢直接取出的，不经过子宫。”原来他从未需要那片我无法提供的土壤。他需要的只是一个起点，而起点之后，所有的道路都通向我。
飞机开始下降，家乡的灯火在云层下浮现。邻座的大妈探头问：“孩子多大了？”我报出天数，她惊讶：“这么小就带出门呀？”我笑了笑，没有解释。他不会知道，为了这次“出门”，我们已经走过了多长的路。
舷窗上，我的脸和窗外流转的灯火重叠。十六岁那个在B超室里攥紧校服裙摆的少女，终于在这一刻，与怀里的温度和解。子宫的缺席，让这场抵达成为另一种圆满——我的身体没有孕育他，但我的生命，从此将是他全部的山川与港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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