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机在深夜里降落。走出舱门，吉尔吉斯斯坦干冷的空气像一记耳光打在脸上，我倒抽一口气，反而清醒了些。医院派来的翻译是个中年女人，脸上有很深的法令纹。她递给我一瓶水，塑料瓶身上凝着冰凉的水珠。
那位会说中文的医生比我想象的年轻。她抱我的时候，身上有淡淡的消毒水味。“我明白那种感觉，”她的声音很轻，“心里破了个洞，怎么都填不上。”我点点头，说不出话。小宇的名字卡在喉咙里。那个洞，就是去年七月被硬生生挖走的。录取通知书的红色信封还没褪色，人就没了。他们都说他勇敢，说他是英雄。英雄两个字太重，压得我脊梁都要断了。
促排针比想象中难挨。针剂需要冷藏，从酒店小冰箱里拿出来时，玻璃瓶壁上凝着白霜。建国学会了注射，第一次扎针时，他手抖得厉害，针尖在皮肤上点了三次才刺进去。后来他熟练了，消毒、排气、下针，一气呵成，只是每次推药前都会低声问：“疼不疼？”其实疼，但比不过心里那种钝痛。小宇走后，我好像对肉体上的疼痛麻木了。
手术那天醒得特别早。天还没亮，窗外有鸟在叫，声音陌生。无影灯亮起来的时候，我眯起眼睛。二十三年前生小宇，也是这样的光，晃得人睁不开眼。那时疼得把嘴唇都咬破了，心里却是满的。现在不疼，麻药沿着脊椎爬上来，凉飕飕的，心里空得发慌。建国后来告诉我，他取精的时候，盯着那支试管看了很久。他说那管子很轻，又好像重得拿不住。
回国的飞机上，我终于哭了。不是嚎啕大哭，就是眼泪不停地流，止不住。舷窗外云海翻腾，像那年江面上浑浊的水浪。救援队捞了三天，最后是在下游的洄水湾找到他的。建国的手伸过来，掌心很糙，拇指上有道疤，是以前修自行车时留下的。他握得很紧，指甲掐进我手背里。
等待变得具体而漫长。每个月会收到一次新的报告。第一次是验孕报告，第二次是B超照片——一个小黑点，旁边标注着“胎心可见”。第三次发来了一段视频。 我点开的时候，手指有点抖。画面有些模糊，能看见一个小小的、蜷缩着的身影，在灰白色的背景里轻轻浮动。一只手举起来，手指微微弯曲，贴在脸颊边上。就那么一个简单的动作。 建国把手机连到电视上，一遍遍地放。客厅里很暗，只有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。他看了很久，突然指着定格的画面说：“你看这姿势……跟小宇那张老照片像不像？”
我没反应过来。他起身去书房，翻箱倒柜，找出那本蒙尘的相册。塑封的页面粘在一起，撕开时有轻微的声响。他在某一页停住，抽出一张边角卷曲的B超照片。 隔着二十三年的时光，隔着生死，隔着几千公里的距离。喉咙里像堵了什么东西，想说话，却发出一声破碎的呜咽。我蹲下来，把脸埋进掌心，泪水从指缝里渗出来。
后来我常想，也许生命不是一条直线，而是一个圆。失去的会在某个看不见的维度重逢，断裂的会以另一种方式续接。我的儿子没能从那片江水里走出来，但他的善良，他的勇敢，他生命最初的模样，好像正通过某种我无法理解的方式，轻轻叩响这个世界，告诉我们：他走了，但爱还在流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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